如何看待诗人食指批余秀华「一个农村出来的诗人却提都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」?

近日,食指(代表作《相信未来》)在北京一场新书发布会上发言:“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,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、看看书、聊聊天、打打炮,一个诗人,对人类的命运、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,想都不想;从农村出来的诗人,把农民生活的痛苦,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,提都不提,统统忘得一干二净,这不可怕吗?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?评论界的严肃呢?我很担心。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,是强调对历史负责。不对历史负责,就会被历史嘲弄,成为历史的笑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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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看待诗人食指批余秀华「一个农村出来的诗人却提都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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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前辈老诗人食指严辞批评后辈诗人余秀华,作为他们的同行,首先是感到痛心。那段视频给予观者的感受太怪异了,老人声色俱厉,指责一个女诗人不应该向往下午喝喝咖啡看看书“打打炮”的生活,应该考虑“人类的命运、祖国的未来”;指责她出身农村,不写农村的痛苦和对小康生活的向往……他的措辞和语气,难免让人想起他曾经消耗青春并深受毒害的那个时代。

我愿意以一百倍的善意去想象:食指很可能压根没有读过几首余秀华的诗,只是在传媒的渲染或者朋友的抨击下产生了这样的偏见。谁能说余秀华不书写农村的痛苦?她的《我养的狗叫小巫》写的不止是农村的痛苦,不止是农村女性的痛苦,不止是时代造就的痛苦,也不止是生命的痛苦,只不过有的读者只看见其中的“屁股”、“叫床”。

《我养的狗,叫小巫》

余秀华


我跛出院子的时候,它跟着

我们走过菜园,走过田埂,向北,去外婆家


我跌倒在田沟里,它摇着尾巴

我伸手过去,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


他喝醉了酒,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 比我好看。

没有活路的时候,他们就去跳舞


他喜欢跳舞的女人

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

他说,她们会叫床,声音好听。不像我一声不吭

还总是蒙着脸


我一声不吭地吃饭

喊“小巫,小巫”把一些肉块丢给它

它摇着尾巴,快乐地叫着


他揪着我的头发,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

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

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,他无能为力


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

才想起,她已经死去多年


类似这样的诗还有很多,农村的痛苦渗透在余秀华诗歌的生活细节中,只不过她不去声泪俱下地哭诉、控诉,她不叫喊自己有多惨,相反,她极其倔强,用语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,她不向往什么抽象的小康,她的世界实在、自足,不需要谁来怜悯和指导。

再说,一个农村诗人就不能“下午喝喝咖啡看看书打打炮”了吗?这不是人类命运也向往的自由吗?不是城市人就非得苦大仇深痛不欲生吗?食指前辈在苦难的岁月写下过《相信未来》,他对未来的坚信,不应该与余秀华对当下的尊重相悖。年轻一代诗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、对世俗的确认,很大程度也是对那个唱高调的上纲上线时代的反拨,而且他们相信,未来的种子就在当下的深耕之中。

食指先生的发言,不知道是否自己亲自撰写?里面还有两段,反映不出一个诗人应该有的无邪。一是他说“余秀华被诗歌界发现和捧出的问题”,二是“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?评论界的严肃呢?”,这里面有一种等级观念,就是视“诗歌界”和“评论界”为一个标准、一个资格。但余秀华写诗,她是一个诗人,她有部分诗被部分人觉得是好诗,这才是余秀华存在的确证,并不需要什么“诗歌界”的发现和捧出,更不需要“评论界”捧红,恰恰相反,余秀华现象是一种普通读者的自由选择。

食指先生的诗,我看过一些,最喜欢的还是那首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,因为里面有一个被挟持在集体中的个体命运的挣扎,是一个具体的知青郭路生(食指原名)的痛苦,而不是虚而又虚的“人类命运”。

我还是愿意相信,假如食指静下心好好看看余秀华的诗,会意识到那种指责是多么武断和荒谬。也希望利用食指炒作的他的“朋友”好自为之,不要再把老诗人放在刺激他的聚光灯下了。

文/六神磊磊

最近有不少读者问:老诗人食指炮轰余秀华,你怎么看。

简单回答一下。

食指是一位老诗人。在最近一场新书发布会上,他很严厉地批评余秀华,认为她作为从农村出来的诗人,从来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、对小康生活的向往,不考虑人类的命运、祖国的未来,只向往喝喝咖啡、打打炮,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。

我本来以为,老诗人只是随口开了几炮,因为他讲话的地方是新书发布会。那种场合,我懂的,记者和读者问什么都有可能,你回答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人。

可是看了视频才知道,老诗人不是随口说的,是念着稿子,很严厉地在批评。那说明他是认真的批评,也就值得认真讨论一下。

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。

从食指的话里面,可以看得出,他认为余秀华首先是一个农民。或者说,他下意识地认为余秀华的“第一属性”是农民

而我却觉得,余秀华首先是一个女人。她的第一属性是女人。

老诗人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,他还是带着一种身份的、阶级的眼光。看一个人,自觉不自觉地先看出身和阶级,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,还是农民工、军人、知识分子。

看一个诗人和作家,也不自觉地先划分是农民诗人还是别的什么诗人,把成分搞清楚,再决定他们应该写什么。

这是一种比较老土和过时的脑回路。尤其这种脑回路出现在一位当代的诗人身上,更让人觉得遗憾。

诗人的头脑,本来应该更活络,更有想象力一点。诗人应该超前时代一点,而不是落后时代一点。

其次,农民诗人,就必须得写农民生活的痛苦、对小康生活的向往吗?这个不对。

老诗人大概下意识地觉得,农民生活就该痛苦,就该向往“小康生活”,向往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看看春晚,唠唠谷子麦子麻之类。

那么我农民不向往小康生活行不行呢?我偏向往小资生活行不行呢?老诗人的答案是不行,你凭什么,你一个农民你不向往小康向往什么。

这也是一种比较老土和过时的思维习惯。它骨子里认为每一个阶层,都必须打扮成同一个样子,操着同一套语言,怀抱着同样一套期盼和梦想,才显得妥当。农民诗人就必须关心奔小康,贫困户作家就必须关心温暖进社区,农民工歌手就必须关注欠薪问题和户籍改革,00后写作文就得写红领巾飘扬在前胸。

这种思维方式,大概和老诗人的成长年代有关。像评论员廖伟棠说的,这难免让人想起他们曾经消耗青春的那个时代。

当然,“艺术源于生活”,一个人写自己生活里的事,更容易深刻。可这不是谁规定的,这是可以违反的。

我一个农民工歌手,我唱个滑板鞋怎么就不行,或者我唱个美国大选怎么就不行?

再说余秀华。她最关注的是什么痛苦?最向往的是什么生活?

我觉得在她的诗里,最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身体的痛苦,最向往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更好的生活。这有什么问题吗,我觉得没有。

如果给你寄一本书,我不会寄给你诗歌

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,关于庄稼的

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

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

——《我爱你》

按我理解,这是一个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的女人的心事,坚定却又胆怯,爱着却又畏缩。

他喝醉了酒,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

比我好看。没有活路的时候,他们就去跳舞

——《我养的狗,叫小巫》

这确实不是一个农民专属的心事,这是一个女人的心事。作为一个女人,她最关注女人,不是什么错。

余秀华关不关注“人类的命运”、“祖国的未来”?这个话要分两头说。

首先,她其实是关注的。她的诗里,并不乏一些老诗人们喜欢的“大词”,比如《爱》:

我会遇见最好的山水,最好的人

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

又比如让她火起来的那首诗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:

大半个中国,什么都在发生

火山在喷,河流在枯

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

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

这是不是关注人类的命运、祖国的未来呢?当然是的。

所以我觉得,食指老诗人可能并没有正儿八经读余秀华的诗。

其次,还要反过来问一下:一个诗人,是不是非要赤裸裸地关注“人类的命运”、“祖国的未来”?是不是非把诗写成春晚标准才行呢?当然不是。

我之前文章里写过,人要关注自己时代的苦难。但千万不要把“苦难”二字理解得小了。女性的孤独、仿徨、嘶喊、无言,也是心灵苦难的一种。

你写宏大的主题,我只写一个女性的心灵,在文学的天空里,我并不比你天然低一档次。

现代诗我不懂,古典的稍好一点。举个例子——李清照。

她也不大关心“人类的命运”、“祖国的未来”,只没完没了地关心“薄暮浓云愁永昼”、“背窗雪落炉烟直”,只关心“惊起一滩鸥鹭”、“人比黄花瘦”,这可以吗?完全可以。

按理说,她的年代正赶上靖康之耻,正是该关注祖国命运的时候。用老诗人的话讲,李清照岂不是该“活成了笑话”才对。可是“评论界”却一直在坚持“捧红”她。这个女人闪耀在中国词人的苍穹,和陆游、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始终并肩至齐。

食指老诗人应该学一学金庸先生。

金庸先生94岁了,是我们所有人的长辈。他也是真的完全有资格说一声:现在的武侠都是***,但他却没有。他当年揶揄台湾的同行,说他们的武侠小说很搞,他晚年和年轻人也有版权官司,但他对后进的作品,是宽容鼓励的。

老爷子的晚年,从没有念着发言稿、用政治正确的奇葩标准去炮轰后来者。

好吧,终于绕回到金庸先生了。所以我的主业还是读金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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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在微博上看到“梨视频”里诗人食指对另一个诗人余秀华的指责,感到很不舒服,这里说几句。

这是食指(代表作《相信未来》)在北京一场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:“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,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、看看书、聊聊天,一个诗人,对人类的命运、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,想都不想;从农村出来的诗人,把农民生活的痛苦,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,提都不提,统统忘得一干二净,这不可怕吗?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?评论界的严肃呢?我很担心。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,是强调对历史负责。不对历史负责,就会被历史嘲弄,成为历史的笑话。”

我不反对食指的价值关怀,甚至很认同这种关怀;但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关怀是正确的,从而也要求别人和他一样。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而非价值单一的社会。在一个多元的价值选择中,一个人如果没有侵犯他人,他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正当的,这是他的权利。英语权利(right)一词同时具有“正当”的含义。余秀华如果喜欢过一种喝喝咖啡聊聊天的生活,太正当不过。其和诗人食指所坚持的创作的正当性没有两样(正当本身也是多元的)。你凭什么根据你所偏好的价值正当去谴责人家,人家什么也没有做错。

食指或者食指们的可怕在于,昧于一元而不自知。一元往往以某种崇高的一元来否定各种正当的小叙事,这个问题不在于食指批评余秀华(这也是他的权利),而在于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变成了一种创作的“通则”。按照食指的逻辑,诗人不关注人类的命运,是不被许可的。设若这种逻辑成立,那么创作的多元岂不变为一元。一元具有排他性,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。

事实上,我们的确需要关注宏大叙事。中国20世纪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的世纪,它在文学表现上非常明显。左翼文学就是各种宏大叙事的担纲,在它那里,个人和个人选择是微不足道的。这样一个价值缺陷应当令我们警醒。21世纪的今天,宏大叙事如果还有它的价值,那么它就应当是不但不排斥任何个人正当的小叙事,而且正是为了这种小叙事不再被各种宏大叙事所指责。用来指责各种小叙事的宏大叙事是有问题的。把午后的咖啡和人类命运及历史构成一种对立的二元,创作必须在这二元之中作排中的选择。这叫二元对立,一元独断。于是创作的可能全部消失,诗人食指是在重蹈他其实反对的某种价值的老路。或者说,他和他反对的那种东西在最内在的逻辑上是同构的。

我上文提及食指时又特地加上了“食指们”,我分明体认到食指不是孤立的,他的批评表现出20世纪中国文人的某种通病。我不妨援引某书为例。某章某节强调文学情感的高尚性,举的例子是中国作家孙犁批评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《乌鸦》。它的内容是一对父子同时爱上了家中的使女,结果父亲胜出,气得儿子骂父亲是乌鸦。说实话,该小说艺术上并不成功,写得也不好看。不是不可以对它批评,而是孙犁的批评居然可以是这样:作者没有“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、矛盾冲突中,给人以力量,给人以希望,给人以美好的感受。他写得很熟练,但写得很肤浅,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”。

孙氏批评的可笑在于,人家写的就是父子间的争风,这是人性中幽暗的一面,通过它可以窥见最深处的人性。但,争风的题材又如何写出美好,莫非是让他们父子互相谦让?这种批评不但滑稽,也是对蒲宁的不公正,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批评的粗暴;因为美好、希望、力量这些大词都在他一边,他占有批评的道德制高点。我和学生作了讨论。结果是,从写什么到怎么写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。正像孙犁批评蒲宁粗暴;反过来,如果蒲宁按他的逻辑批评孙犁也同样粗暴。作为读者,我们既读孙犁,也不拒绝蒲宁。如此,才是真正的多元(我对食指创作和余秀华创作持同样态度)。最后我与学生的共识是这样一个比喻:一个喜欢吃川菜的人,可以指责粤菜为什么不辣吗?

邵建专栏

(作者系南京学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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